清晨，陈忠华教授准时现身同济医院研究所，步履轻快，身姿挺拔。他坐下，打开笔记本，不停歇地讲述了3个半小时。

  办公室的白墙上挂着一幅《医学与仁慈》。画中，医生一手掐着表，一手搭着病人的脉搏；修女一面哄抱着病人的孩子，一面为病人送水。

  陈忠华教授1989年进入英国剑桥大学进修、学习、工作，1996年获剑桥大学PhD博士学位，2000年受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是我国“脑死亡”临床实践第一人，同时也是我国国际标准化器官捐献理论实践的第一人，与裘法祖院士共同进行概念推广、立法推进、临床实践工作。

  2001年初，首个脑死亡学术团体“同济脑死亡协作组”在同济医院成立，陈忠华教授任组长。

  在传统观念中，心跳、呼吸停止，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呼吸机发明之后，病人在全脑死亡及自主呼吸消失后，还能借助呼吸机人工维持呼吸和心跳。这使得神经科的专家开始探索适用于呼吸机年代的死亡的概念、判定标准和方法。

  1968年，美国哈佛医学院公布了著名的“哈佛标准”，确立不仅呼吸和心跳停止是死亡，脑功能停止也是死亡。“哈佛标准”成为人类重新认识死亡的里程碑。

  目前，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80多个国家及地区承认脑死亡标准。其中美国、英国、日本在内的十多个国家正式立法。

  2000年陈忠华教授归国后，始终致力于推动我们国家脑死亡理论与临床实践。他解释道：“人在脑死亡后，心跳仍可依靠机械供氧和药物维持。但大脑功能不可逆并丧失，不可恢复。脑死亡=死亡。”

  任何新生事物的产生发展，都有一个更迭过程，对看待死亡观念的转变亦是如此。据我国原卫生部脑死亡标准起草小组制定的脑死亡判定标准，脑死亡有三项重要指标：深度昏迷、脑干反射消失、自主呼吸停止。

  2003年2月25日23时，中国首例脑死亡案例“诞生”，4月10日，中央电视台报道了同济医院这一历史性壮举。一石惊起千层浪，引发全国关注和广泛讨论。

  时年61岁的毛先生是一名街道退休干部，在儿子婚礼半个月后，一家人正观看婚礼当天的录影，当时还有说有笑的，没想到毛先生从洗手间出来就突然头冒冷汗，无法言语。家人一下懵了，赶紧将他送到附近一家小医院，医生说病情很严重，需要转院治疗。待到第二天凌晨转到同济医院时，他已陷入深昏迷状态。急诊医生迅速做脑CT检查，诊断是脑干出血。

  但脑干出血，后果是灾难性的。神经外科专家会诊后认为，病人情况危急，深度昏迷，自主呼吸停止，大脑供血停止，脑电波消失。判定团队得知后赶到病房，汇集同济医院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心内科、麻醉科等科室的8位专家做了十多个检验测试的项目，经12小时的诊断和观察，确定毛先生符合脑死亡判定的全部标准。

  2003年2月25日下午5点30分，专家们再次汇集，对一小时前的检查评估仔细讨论并得出结论，并郑重签上自己的名字。

  从会诊开始到检查结束，同济医院用照相机和摄像机完整地记录了全过程，留下了详实的案例资料。其实，“这不是中国人首次实行脑死亡，但以往的案例没有公开报道，没有公开的标准，没有严格的科学资料作为证据”。

  在同济医院，裘法祖院士听取了全部诊断过程和具体细节，详细查看了毛先生所有病理资料，最后，十分坚定地同意专家组做出的判断。

  2003年2月25日晚上9点30分左右，中央电视台记者唐立新跟随同济医院的专家们对毛先生做了最后一次的全面会诊、评估及录像。这次检测是对死者家属公开的。尽管，按国际惯例对脑死亡的诊断只要相隔4—6小时重复检查两次就够了，但同济医院的医生们还是决定给予足够长的观察时间。此刻，闻讯涌到病房来的家属慢慢的变多，挤满了楼道。

  2003年2月25日晚上10点31分，在神经内科三楼会议室，专家们向家属代表耐心陈述毛先生已经彻底脑死亡的详情，介绍了脑死亡的基本知识，诚挚地征求死者家属的意见。会场安静了几分钟，一位家属打破了沉默：“虽然我不懂科学，但我相信科学……我同意实施脑死亡诊断标准。”在场十几名家属在记录上签了字。

  20年前，首例脑死亡给社会带来冲击力的同时，也带给同济医院、专家们以及病人家属巨大的压力。有人不解陈忠华教授为何要不遗余力地推动“脑死亡”，因为医学救治是既有终点，又有尽头的。死亡，是每一位公民都会遇到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病人对医生绝对信任的话题。

  “脑死亡”是一种科学，确立脑死亡，更是一种进步。毛先生作为公开报道的被判定为脑死亡并及时停止治疗的首个案例，载入了中国医学史册，推动了脑死亡临床医学实践。

  目前，民众对脑死亡的接受度在逐步提升。在临床工作中，处于脑死亡状态的病人，没有救治希望，只会增加亲人的痛苦，应该及时终止无效治疗。如果该病人的直系家属接受器官捐献，那么捐献的器官还可以拯救更多的危重病人。

  科学的进步、伦理的进步、法规的进步，并非一帆风顺，但进步是历史的必然。而推动这种进步，则需要先行者理性的勇气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田静是我国早期已完成脑死亡判定的6个案例中，首位由家属主动提出自愿无偿器官捐献的病例。

  2003年11月10日，武汉江夏的10岁小男孩田静遭遇一起严重车祸，头部被撞，当地医院推断其为脑死亡状态。得知孩子的生命已没有办法挽回，父母心有不甘：“孩子才10岁，来世界一趟应该有点意义。”因此，田静的叔叔拨打了114咨询器官捐献，最终联系到陈忠华教授，表示若孩子确系脑死亡，愿无偿捐献器官。

  当时，由于在我国脑死亡及其器官捐献都尚未立法，同济医院对其家属的请求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孩子转入同济医院后，陈忠华教授、张苏明教授等6位权威专家分成3组，严格参照国际惯例和中国卫生部当时公开发表的判定标准和技术规范，对病人进行了头脑CT、脑干功能测试仪器确认实验等全部诊断标准，判定田静已处于脑死亡状态。

  书面确认家属捐献意愿后，医生便去寻找需要移植的病人。当时全国鲜有儿童肾移植等待者，没想到的是，恰好有两名儿童尿毒症期患儿，其中一名13岁的男孩透析已达3个月；另一名14岁的男孩，因等待时间太久，他母亲正准备为儿子捐出一个肾。

  通过术前检查，两个患儿的配型与田静吻合。获取之前，同济医院专家组与田静家属签订了《自愿无偿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移植之前，与肾功能衰竭的患儿家长签订了《接受捐献器官知情同意书》。据悉，在田静被判定脑死亡后，专家组曾跟全国各大中心联系，打听是否有等待者需要心脏或肝脏，却没找到合适的受体。

  2003年11月10日，两场特殊的肾移植手术在同济医院进行，专家组对手术过程进行了录像。2003年12月3日两位小朋友术后顺利出院。

  田静相貌清秀，聪明伶俐，他的骤然离世让父母心如刀割。那年的11月，雨雾连绵，阴郁潮湿，那是田静父母一生中最寒冷的时刻。夫妻俩整日泪眼相对，生活除了雨水就是泪水。那时陈忠华教授已和夫妻俩成了朋友，他劝慰道：“趁年轻赶紧再生一个，做好计划生育报告，怀上了就告诉我，医院这边我来安排。你这一个孩子会具有历史意义……”值得庆幸的是，没过多久，田静母亲再度怀孕。临产时，陈忠华教授放下手头工作，换上隔离服进入产房“保驾护航”。产科医生见他神情严肃，好奇地问道：“是您孙子还是谁？”陈忠华教授幽默地回答，“是国宝！”他张开怀抱小心翼翼接过婴儿，婴孩发出一声嘹亮的啼音，仿佛黎明的号角划破愁雾。

  新生儿登记时，陈忠华教授下意识看了眼时间——2004年11月10日，和田静离开之时竟是同月同日。

  2006年，在同济医院体育馆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移植受体运动会”上，众多受者在赛场“角逐”，意喻着他们重返健康生活。接受了田静肾脏的两名少年也饶有兴致地去参加了，忽然，众人的目光被一对刚步入现场的母子所吸引，田静的母亲手中牵着一岁多的儿子出现在活动现场，完成了一次生命奇妙的盛大“重逢”。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官网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截止到2025年1月16日，我国遗体器官捐献已累计完成56981例。2023年我国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PMP）为4.58，是2015年的2倍，这表明中国遗体器官捐献意愿不断的提高。在现代医学文明发展进程中，挽救了数以万计病人的生命，器官仍然是一种稀缺资源，世界各国都在努力解决这一难题。

  陈忠华教授介绍，西班牙的器官捐献率长期位居全球第一。2020年西班牙进一步提出一项“50x22”口号，意指到2022年PMP达到50。中国在推动器官志愿捐献工作方面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离解决器官供需矛盾，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他认为，我国的技术已达到国际水平，但脑死亡法治建设仍然滞后。完善的法律和法规，有利于提高器官捐献率，更好地推动工作，挽救更多生命。

  回望过去，没有，就没有器官捐献，技术的出现让器官捐献有了存在的意义；正视现在，没有器官捐献，就没有，没有更多人捐献器官，技术再发达也难以造福病人，也难以取得更大进步；展望未来，没有器官捐献，也会有，基于基因工程的异种器官、人工器官，必将弥补人类器官捐献数量的不足。

  陈忠华教授说，生命与死亡是物质运动的同一种形式和过程。没有生就没有死，没有死就没有生，它们既是同一体，又是不同阶段的不同表象。

  他认为，生命具有四维特征。第一维是生命的长度，即寿命问题，属于物质层面。其特点是通过机体的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生理活动、感觉反射和运动机能等可持续性反映出来的一个很具体的物理定量。大家都知道，人的寿命能以“年月日时分秒”来计算。这样的一个问题看起来格外的简单，实际上却相当复杂。主要是体现在临床死亡的时间点如何精确界定上。在呼吸机和体外膜氧合设备（ECMO）临床普及的背景下，对于同一个体，其“心死亡”和“脑死亡”的时间差还可以以“日周月”来计量。这个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事实的确如此。生命另外三维分别是生命的宽度、高度和深度，即人生履历、思想境界和钻研程度，这三维均属精神层面。它们是通过感知、认知、思考和实践得来的，其特点是不可量化。

  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不仅包括身体机能的健康，也包括精神心理层面的健康。所以，任何一个人都要重视生命的四维。个人健康方面，现代医生真正能提供的帮助的确很少，而且局限在第一维。关键还在于自身强大。只有拥有了健康的身心，让维持生命的第一维到达自然长度，才有机会追求生命的宽度、高度和深度。这一个道理其实非常简单。

  陈忠华教授说道，达尔文进化论的“进化”一词，严格来说，应翻译成“演化”。随时代发展，现代人脑力劳动增加，体力劳动减少，上班用电脑，下班用手机，属于高危人群。肌肉是人体最重要器官，肌肉的减少，对人体健康带来风险，要实现全民健康，作为普通民众保持一周至少5小时的愉悦运动非常有必要。

  2019年《柳叶刀》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分析了1990—2017年中国人的死亡原因，前十大死因分别是中风、缺血性心脏病、肺癌、慢性阻塞性肺病、肝癌、道路交互与通行伤害、胃癌、阿尔兹海默症、新生儿疾病、高血压性心脏病。除了这些原因，那些活到80至100岁的长寿者，可能死于机体的衰竭，而不是疾病。

  衰老本身并不是疾病，而是自然过程。只是现在很多人把“疾病”和“衰老”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到一起。

  陈忠华教授指出，第一，衰老的不可抗拒性和不可治愈性决定了衰老不是疾病；第二，衰老又约等于疾病，因为它与疾病具有相似性，比如老年人会失智、失能或失落，进而失去家庭地位或社会地位，并最终产生孤独和不可逆精神痛苦；第三，如果同时还伴有慢性疾病，这些效应当然也会加重和加快。

  2021年，以武汉市居民为例，人均期望寿命已达到82.15岁。然而，长寿，尤其是极端长寿，则是生物多样性正态分布中的极少数。追求长寿是人之常情。或许会有一些个体因为眷恋情感、财富和地位而超现实地追求长寿，也无可非议。但陈忠华教授想表达的是：极端长寿并非医学和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而且极端长寿所带来的衰老问题和社会问题也显而易见。

  陈忠华教授在从医生涯中感受到，现代医疗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的自然生态是自然受孕、自然生产、母乳喂养，接受身体的不完美和寿终正寝。而如今，从生到死，所有的环节都充斥着人为干预，包括受孕阶段的试管婴儿、生殖细胞冻存、（在某些国家是合法的）以及子宫移植，以及在医院“临终关怀”下送终等。

  陈忠华教授曾在10年前做过的一项统计学调查显示，在人一生的医疗费用中，有80%都用在了最后阶段的各种尽力抢救。以前的人们都是在家里安详地离开人世，而今选择这样的形式“仙逝”显然已成为现代人的一种奢求。

  “医学不是万能，医生也不是神，永生不是目标，长寿不一定幸福。”陈忠华教授说。他认为实现健康中国梦，不单单是医学和医生的事情，更需要全民参与。

  声明：文章是对同济医院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的纪实文学记录，来自于《长江丛刊》2023年10月刊《星河闪耀爱永存》，作者:苏沐之、文尹；图片仅用于健康宣教，非商业用途，著作权属于原作者本人所有，若著作权人不想在本头条号发布，可评论区联系，我们马上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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